吉凶之兆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绝非单纯的迷信符号，而是内在于政治实践的结构性要素。当我们追溯其与政治的深层关联，便会触及古人建构的宇宙论体系。法国汉学家葛瑞汉指出，关联性思维是古代中国宇宙论的基础，这种思维更关注事物间隐现的内在联系，正如王蓉蓉所言，古人倾向以生物有机过程理解世界，其典型形态便是阴阳思维。先秦时期阴阳思维已萌芽，而汉儒董仲舒将其与儒家之教、阴阳五行学融合，构建出适配大一统帝国的理论体系，既解释王朝合法性，又试图以“天人感应”规范帝王权力，吉凶兆由此成为重要判断标准，更关键的是，灾异吉凶的诠释权被赋予儒士 - 官僚群体，成为节制皇权的重要工具。这一理论传统，为明初“并蒂瓜事件”中各方的角力埋下了伏笔。
帝王与官僚：吉兆诠释权的争夺
明初太祖朱元璋的统治充满“圣王”色彩，他自视恢复汉人正统，积极推行礼俗改革、户籍制度等，将制礼作乐的特权紧握手中，试图构建一套完美的王朝伦理 - 政治秩序。当官僚集团将句容张家的并蒂瓜作为“嘉瓜”吉兆进呈时，一场关于吉兆诠释权与宣传特权的暗战悄然展开。
按董仲舒的理论传统，吉凶之兆的诠释权本在士大夫 - 官僚手中。他们收集各地兆象献予皇帝，通过诠释对帝王行为、德行进行劝谏，史书《五行记》中此类记载比比皆是。但朱元璋坚持垄断这种宣传，将吉凶判定权收归己有，甚至会拒绝假定的吉兆、惩罚进献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官僚集团进献吉兆背后隐藏着影响政策的意图，而非单纯的赞誉。
朱元璋在《嘉瓜赞》中，刻意将吉兆的归属从自身转向种瓜农民，强调农民德性的重要性。这一做法颇具深意：一方面质疑官僚集团的诠释特权，剥夺其借吉兆说教的权力；另一方面以“出身农家，亲耕畎亩”的实践经验，否定士大夫引以为傲的“纸上之文”。他直言自己“不识诗书，欠博观乎古今”，看似谦虚实则讽刺，暗含对士人群体“徒知纸上之文，诸事何曾亲历”的鄙视。这种态度源于平民皇帝对士大夫群体的复杂心理——既需其服务，又忌惮其以“文”的特权约束皇权。正如刘邦“溺儒冠”般，朱元璋对官僚集团充满不信任，而争夺吉兆诠释权，正是他扩大皇权、巩固独尊地位的重要一步。
对陶凯、宋濂等官僚而言，诠释嘉瓜是影响帝王决策的契机。有人希望借句容为朱元璋龙兴之地的背景，推动其放弃中都计划、定南京为都城；宋濂则着眼朝廷对外影响力诠释“瓜”的意象。他们秉持士大夫“居中沟通上天与皇帝、联结中央与地方”的角色定位，试图通过诠释权介入政治，但这与朱元璋集中皇权的诉求尖锐对立，最终只能在皇权压制下退让。
地方百姓：吉兆叙事的重塑与命运沉浮
在这场博弈中，进献嘉瓜的句容张观一家，命运随各方角力起伏。朱元璋在《嘉瓜赞》中赞许其忠顺，将其塑造为“亲耕畎亩”的德行典范，以实现“从底层开始道德改造”的目的。但讽刺的是，张观兄弟最终因明初皇权与官僚斗争的冤案被杀，家族遭发配，直至第三代子孙考取功名，这段历史才得以重述。
与帝王、官僚的政治算计不同，句容地方对嘉瓜的叙事聚焦于“家族传承、血脉绵延”。当地将张观兄弟赴死的义举与嘉瓜吉兆相联系，认为嘉瓜是上天对张家德行的预示，而张家后人登科则是吉兆的应验。通过这种重述，句容重塑了地方的亲情人伦、乡里团结与道德权威，这些成为明初朝廷大肆屠戮官僚与军功集团时，地方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遗产。
更值得玩味的是地方与中央的微妙心理互动。施珊珊发现朱元璋外祖家在句容，但朱家籍籍无名，而张家是当地望族。这种身份差异可能让张观进献嘉瓜时暗含家族优越感，其“认可新统治者”的姿态未必纯粹；而对朱元璋而言，昔日乡邻的“居高临下”或许让他对嘉瓜的“微末”价值产生质疑。这种幽微心理，为嘉瓜事件增添了更多人性复杂色彩，也暗示地方对中央的认可并非单向的臣服。
“一蒂三瓜”：明代政治实践的多元共振
施珊珊以“一蒂三瓜”概括明代政治社会的复杂结构——皇帝、官僚集团与地方百姓，三者并非简单的“中央vs地方”对立，而是通过共振、摩擦与冲突，共同构成明代的政治、社会与道德实践。朱元璋虽试图垄断吉兆诠释权、扩大皇权，但终究无法彻底掌控官僚集团与地方的重述权力；官僚集团虽在皇权压制下退让，却仍未放弃借传统理论影响政治的努力；地方则通过重塑吉兆叙事，保留了自身的道德与社会秩序。
句容并蒂瓜这一看似微小的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明代权力运作的深层逻辑：关联性思维下的宇宙论为政治博弈提供了话语平台，而各方在吉凶兆诠释中的角力，本质是对权力、利益与道德权威的争夺。这种“一蒂三瓜”的互动模式，不仅存在于明初，更贯穿于整个明代政治生活，成为理解明代中国社会运行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