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其他毕业生一样，
找房、适应外地的生活。
但和许多人不同的是，
她加入了异乡的小区“居委会”，
不仅是寻找归属感，
而且是主动塑造所生活的社区。
很多移民天然会把自己放在“外来者”的位置上，觉得城市决策、社区治理、公共事务好像都和自己没有关系。这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
但换一个角度看，我们也是纳税人——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建设城市，公务员的工资也来自纳税人的钱。我们掏钱了，我们就是“金主爸爸”。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也有权利出来理直气壮地“指手画脚”呢？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地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离开家，到另一座城市读寄宿学校；后来出国读书，毕业后也留在外面工作，很少回家。
在外漂泊这么多年，我学会了如何在网上寻找归属感，却不一定认识住在我对门的邻居。
所谓“街坊”“社区”这些概念，对我来说更像是电视剧里的怀旧情节，而不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很好奇：是否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外地人，就注定要漂泊？我有没有可能和自己所在的实体社区建立更深刻的连接，甚至获得归属感？
于是我找来一位朋友聊天。她叫赵姝雅，和我一样也在纽约。她是一名建筑师，疫情期间从国内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保护系读研究生。
姝雅很有趣的一点是，她虽然也漂泊在外，却一点也不像一个外地人。相反，她在自己纽约的小区租户协会里担任董事，也加入了纽约的社区委员会，参与社区工作。
通过和姝雅聊天，我不仅听到了她一些有些离奇的经历，了解了许多纽约居住和生活的细节，更感受到一种方法：作为外地人，也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除了寻找归属感之外，更是去主动构建归属感。
以下是播客节目的文字整理版。
Part 1
纽约最大的住宅小区像是中国
毕业后异乡找房，价格和安全最重要
在成为社区领袖之前，赵姝雅也和很多初到大城市的人一样，首先要面对找房、租房的问题。
她读书时住在上西区，学校附近的房子很贵。毕业后，同学们大多会搬家，她也开始经历了几个月的找房过程。她在网站上搜索各种房子，最后搬进了曼哈顿下东区一个叫做StuyTown的社区。
一开始，她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只觉得它和纽约街上常见的住宅楼非常不一样。
StuyTown的全称是Stuyvesant Town-Peter Cooper Village，在纽约是一个非常格格不入的存在。纽约大部分住宅楼是由不同业主、不同开发商各自建造的，一条街上通常是很多栋不同的楼拼在一起。反而像中国那样由大型开发商建设的大型住宅小区，在纽约非常少见。但StuyTown很像中国的大型社区：有很多绿地，楼与楼之间距离较宽，每栋楼长得也差不多。整个社区占地大约25公顷，长约600米、宽约400米。
姝雅选择这里，首先是因为价格。作为刚毕业、来纽约才两年的年轻人，房租是最重要的因素。StuyTown的房租比周边一些商业住宅楼略低。其次，她也被这里“小区式”的环境吸引。她说：
“中国人还是会觉得，有个小区是不是更安全一点，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确实，StuyTown是全美国最大的私人住宅小区之一。整个社区共有110栋楼，每栋楼基本上是14层，总居民数量大约在2.5万到3万人之间。这个规模在美国已经非常巨大，甚至超过很多小城市或小镇。
邻居在这租房住了半个世纪
StuyTown的居民主要包括长期居民和新居民。整个小区全部都是租房，这一点也符合纽约的整体情况：纽约大部分人都是租房生活。
姝雅的三个邻居都是从1970年代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其中一个邻居是香港裔，父母辈一开始租下了这个房子，现在父母回香港了，子女就继承下了这套租的房子，一直和第三代孩子住在这里。
绿化太好导致花粉过敏
从物理空间上看，StuyTown的绿化非常好，有操场、草地、树木和花园。姝雅开玩笑说，自己原本从不过敏，搬到这里之后竟然开始花粉过敏了，这是她没想到的“代价”。
周边设施也非常方便，有Whole Foods、Target、Trader Joe’s、CVS等日常生活设施。整体来看，它是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宝藏小区”。
但这个小区背后，也有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
小区以前曾是贫民窟
19世纪中后期，StuyTown所在区域曾经是纽约非常大的贫民窟。这里治安和卫生条件很差，来自不同族裔的贫困人口聚集在这里。
二战之后，美国进入大规模棚户区改造时代，纽约也开始进行贫民区清理行动。当时，纽约城市建设中的强势人物Robert Moses是棚户区改造的重要推手。在他的支持下，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作为开发商，于1947年开发建设了StuyTown。他们清理了原来的贫民窟，在曼哈顿东边这片巨大的区域里，建造了一个和纽约传统街区很不一样、却很像中国小区的大型住宅区。
半个多世纪后，到了2006年，大都会人寿不再想继续做地产开发业务，于是决定将整个StuyTown打包出售。当时，Tishman Speyer和BlackRock联手，以63亿美元买下了整个小区。这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房地产交易之一。按照今天的价值，相当于大约104亿美元。如果每天花掉100万美元现金，也需要28年才能花完。
地产商试图涨租金，反而被判违法导致破产
Tishman Speyer和BlackRock买下小区之后，当然希望赚钱。他们的方式是翻新户型、外立面和公共空间，并以此为理由提高租金。
但这种加租行为被租户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地产商的行为违法。Tishman Speyer因此不得不在这个项目中宣布破产，StuyTown被债权人接管。到了2015年，Blackstone又将这个小区收入囊中。
也就是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StuyTown的房东一直在变化：从大都会人寿，到Tishman Speyer和BlackRock，再到债权人，再到现在的Blackstone。对于租户来说，如果房东不断变化，权利往往很难得到保障。而当新房东试图通过大幅涨租来榨取租户利益时，StuyTown的租户协会就站了出来。
Part 2
美国人不关心国际大事，但重视身边小事
租户协会的核心目的是阻止房租上涨
StuyTown的Tenants Association，也就是租户协会，正是为了保护租户权益而存在的组织。它成立于1971年，是一个社区倡导组织。从成立之初，它的核心目标就是保持租金稳定。它会通过集体诉讼为租户追回被多收的租金，或者阻止房租因为各种理由上涨。
这个组织在历史上和历任房东都打过类似官司，也曾迫使房东在租金管制问题上做出妥协。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官司发生在2024年。租户协会赢得了针对Blackstone的诉讼，使得2024年之后，StuyTown全部约1.1万套住房都进入租金稳定体系。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除了租金问题，租户协会也会处理小区维修和居住环境问题。比如最近几年，小区进行Local Law 11规定下的外立面翻新。由于小区太大，工程只能分批进行。一开始，施工方和业主对流程不够熟悉，出现了一些违规情况。有些租户家里进了很多灰尘，这也引发了集体诉讼。
纽约市长Zohran Mamdani专门跑来和租户组织见面
租户协会还会在城市政策层面进行游说和倡导。虽然它本质上是一个草根维权组织，由居民自发组织起来，但它和纽约市、纽约州的各类政府官员都有密切联系。
协会经常邀请政府官员来开会，听取居民意见，或者进行政策汇报，再由居民提问、表达意见。姝雅提到，现任纽约市长Zohran Mamdani当选后，专门来和租户组织见面。Mamdani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来自租户群体的支持。他竞选时提出的“Freeze the Rent”也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口号——2026年6月26日，纽约的相关机构正式投票通过，冻结市区内100万户住宅的租金。
这件事刷新了姝雅对美国草根政治的认识。她原本也怀疑，在纽约这样一个有8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草根租户组织真的能改变政治走向吗？但当她看到租户力量在选举中发挥作用时，她对美国草根政治有了更深的理解。
为何当初想加入租户协会？
在这个有两万多居民的小区，租户协会的董事会一共只有15人。而姝雅不仅知道租户协会的存在，甚至成为了StuyTown租户协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于是，我便好奇她当初加入这个组织的初衷和过程。
姝雅告诉我，她最开始想要加入这个组织，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和她的工作经历有关。因为她做建筑修缮，所以和很多物业管理公司、居民都打过交道。她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说：
“如果居民的声音不够强大，或者大家对自己小区和住房事务不够关心，真的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
她以前修过上西区的一栋楼。那栋楼其实还蛮高级的，但漏水问题非常严重。原因就是之前的管理公司没有好好维护，每次出一点小问题，就只是打个补丁，随便修修补补。这样拖到后面，如果真的要大修，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也会花费很多钱。所以姝雅当时就意识到，住房和社区的事情不能完全交给物业或者业主去决定。居民自己必须有声音，也必须有人持续关注这些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她发现“美国人不怎么关心国际大事，但会特别关心身边小事。”如果我们作为华人有着关心国际政治的习惯，那么当然当然也可以关心自己楼下的维修、租金、小区环境和城市政策。
第三个原因，是她当时读到了一本书，叫做《Saving Stuyvesant Town》。这本书是纽约前市议员Daniel Garodnick写的，详细介绍了他当时如何和社区里的租户一起，面对2000年代到2010年代那段频繁更换业主、租户协会打官司的动荡时期。姝雅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非常热血。她意识到，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原来草根组织也可以做成这样大的事情。
她最开始加入租户协会，是从“楼长”做起。所谓楼长，并不是说整栋楼的居民都知道你是楼长。它更多是租户协会内部用来联系居民、收集信息的一种机制。
楼长主要做几件事：分发传单；让居民扫码填写表格；收集大家对维修、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的意见；参加每两个月一次的楼长大会。
在楼长大会上，租户协会主席和董事会成员会向大家通报过去两个月小区里发生的事情，包括官司进展、业主计划进行的维修或建设、小区维护情况，以及和小区相关的城市政策。
小区大会是最好的一线学习资源
对姝雅来说，最开始的楼长大会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线学习资源。她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只能疯狂做笔记。会后再去网上查资料。
但在这个体系里浸泡一段时间后，她开始积累知识，甚至可以反向输出。她发现自己逐渐形成了知识体系，也会在日常浏览新闻和社交媒体时，有意无意关注社区、住房和城市政策相关内容。这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
特殊的专业技能成为了加入董事会的筹码
姝雅后来申请成为租户协会董事会成员，和她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
小区正在进行外立面翻新，而她是一名建筑师，专业正好和建筑修缮、历史保护、外立面维护相关。她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技能对小区非常有用，而当时董事会里没有类似背景的人。
在参加董事会选举面试时，她重点强调了这一点：自己拥有专业技能，可以帮助小区处理维修和建筑相关问题。最终，她成功当选。
小区董事会里的三种人，缺一不可
进入租户协会管理层后，姝雅发现董事会成员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是长期居民。有些人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现在已经70多岁。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对社区有非常深的感情。
第二类是拥有不同专业能力的人，包括做法律、市场、财务、建筑等背景的人。他们能够为协会提供资源、信息和专业判断。
第三类非常重要：退休人员。因为社区事务非常细致、繁杂，需要大量时间投入。有些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不喜欢发邮件，只喜欢打电话投诉或反映问题。全职上班的人很难全天候处理这些事务，所以董事会非常需要有时间、有责任心的退休人士长期参与。
这个协会完全是志愿组织，没有工资，却需要长期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Part 3
插播纽约住房问题血泪史
一半的纽约人拿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上交租金
在讨论租户协会时，租金维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也需要理解纽约的住房和租金制度。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住房问题非常严重的大城市。纽约约三分之二的人是租房而非买房，因此非常容易受到租金市场波动影响。
很多纽约人需要把税前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用于房租。比如一个人年收入3万美元，可能其中1万美元交税，1万美元生活，另外1万美元甚至更多交给房东。
租金管控的几种途径
为了应对租户住房压力，纽约有两类重要政策。
首先是Rent Control（租金管制）。
Rent Control是政府直接规定房租可以是多少。这类政策主要适用于1947年以前建成的公寓，并且租户需要从1971年开始就持续住在这个房子里，才可能享受这种租金管制。
这类房子现在已经比较少。
2000年之后，纽约通过另一种方式增加可负担住房。当开发商申请建设超出原有zoning规划范围的项目时，比如原本只能建5层，现在想建10层，或者原本不能建住宅，现在想建住宅，政府就会要求开发商在新建房屋中拿出20%到30%作为可负担住房。
这些房子的租金通常和收入挂钩，大约按照工资的三分之一计算。例如年收入13万美元，月租可能约为3200美元；年收入5万美元，月租可能约为1200美元。这类可负担住房通常通过抽签分配，中签率为千分之一。
第二种缓解住房压力的政策是Rent Stabilization（租金稳定）。
在纽约，更多房子并不是直接控制租金水平，而是控制租金涨幅。也就是说，即使房东一开始定价并不低，政府仍然可以规定它每年最多涨多少，比如今年只能涨2%，明年只能涨3%。
StuyTown的租户协会打赢官司之后，法院确认整个小区所有住宅都受到Rent Stabilization保护。这意味着租金可以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不会突然大涨。Zohran Mamdani竞选时提出的“Freeze the Rent”，指的也是这类租金稳定政策。
此外，租金稳定和部分可负担住房政策一样，具有一定继承性。如果租户长期居住，子女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并享受原有政策累积下来的优惠。
规划制度分easy和hard两种模式
从租金问题延伸到更宏观的城市规划问题，就会进入纽约的Community Board，也就是社区委员会。
如果一个开发项目已经符合城市zoning规定，通常不需要经过规划局审批，就可以推进。但如果开发项目超出现有zoning，就必须经过层层审批。而审批流程的第一关，就是社区委员会。
Part 4
社区委员会，既是政府部门又是草根组织
为了应对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纽约全市被划分为59个社区委员会，每个社区委员会有50名成员。它们有点像中国的街道办，但运作方式很不一样。
社区委员会的雏形始于20世纪50年代，1975年正式成立。当时纽约设立基层政府单位，是为了回应市民对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过于庞大的不信任。
二战后，罗斯福新政扩大了政府和官僚机构的规模，这让很多美国人不适应。于是，有人开始主张政府应该更小，或者至少应该建立和居民、社区更亲密的连接。
Jane Jacobs和死对头Robert Moses
Jane Jacobs曾经指出，再大的城市，也可以被划分为若干社区尺度的行政片区，每个片区由不同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共服务和规划事务。在这种思潮下，纽约形成了现在的社区委员会体系。之前介绍StuyTown的历史时提到Robert Moses，现在讲到社区委员会又涉及Jacobs的思想。两者是死对头，颇为有趣。
社区委员会虽然是政府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很像草根市民组织。里面的大多数委员是志愿者，也是当地居民。他们会定期开会，讨论社区里的各种事务，包括大型地产项目、社区预算、公共服务监督、交通、卫生、住宅、街头流浪者问题等。
社区委员会没有直接立法权，但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因此，社区委员会是纽约城市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何“保送”进入纽约社区委员会？
姝雅除了是StuyTown租户协会的董事，也成为了曼哈顿第六社区委员会的成员。
她加入社区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租户协会。在成为租户协会董事后，她发现董事会里有好几位成员本身也是社区委员会成员，或者有过社区委员会工作经历。她逐渐意识到，这些组织之间是一环套一环的。
曼哈顿第六社区委员会辖区总人口约15万，而StuyTown一个小区就有将近3万人。因此，这个小区在该社区委员会辖区内非常重要。
社区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机制中，曼哈顿区长有一部分提名权，各区市议员也有一部分提名权。而姝雅所在小区的长期居民、市议员Keith Powers本人也出生并成长于StuyTown，现在仍住在小区里。
租户协会经常邀请市议员参加社区会议，分享城市政策，听取居民意见。姝雅正是通过租户协会介绍获得市议员提名，进而当选社区委员会成员。
一开始做志愿者只是为了有归属感
不过，姝雅强调，这些事情一开始完全不是她预设好的。
她搬进小区时，不知道市议员住在这里，不知道那本关于StuyTown的书，也不知道租户协会会带来后续这些机会。
她最开始只是想做志愿者，了解并参与社区事务。结果从楼长一路做到租户协会董事，又成为曼哈顿第六社区委员会成员。
老居民、专业人士和政治野心家
根据姝雅一年多的观察，社区委员会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长期居民。他们可能在社区委员会辖区内生活了一辈子，或者大半辈子。社区的利益、荣誉与他们个人的利益高度绑定。捍卫社区权利，对他们来说就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姝雅提到，有一位老奶奶在社区委员会工作了32年，今年才决定退休。她加入社区委员会时，姝雅还没有出生。她说这些人“都是美国白求恩，非常的有奉献精神。”
第二类人，是想回馈社区的专业人士。这类人包括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律师，以及从事城市政策、社区工作的专业人士。社区委员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审核土地使用和设计方案，这正好落入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专业范围。因此，这类专业人士在委员会中占比不低。
第三类人，则是把社区委员会当作政治跳板的人。社区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适合浸泡在城市政策环境里的平台。成员有很多机会接触纽约市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也能增加个人在公共事务中的可见度。因此，对于未来想从政的人来说，社区委员会经历非常有帮助。
Part 5
如何在异乡做社区的主人
作为社区组织中的唯一亚裔
姝雅说，无论是在租户协会还是社区委员会，她几乎都是唯一的亚裔，也是很明显的非英语母语者，同时还很年轻。
但她并不觉得她的身份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可能和她的工作经历有关。作为建筑师，她经常需要去施工现场，和纽约各种施工工人、物业公司、居民打交道。她说：
“对于这种人群里面好像看起来像是一个异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事情是我从刚开始工作之后，我的生存环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经历给了她自信和从容，也让她习惯了在复杂环境中沟通，并意识到：
“语言和背景并不是最重要的。”
参与的门槛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姝雅来到美国只有四年多，但并不认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的知识储备或看法都比当地人差。关键在于，你是否有愿意学习、愿意参与的心。
在纽约这样一个非常深蓝、民主和自由的城市里，她身边很多人确实认可民主政治和移民权益，也愿意听见不同背景的人的声音。
姝雅认为，思维和观念比语言能力和出身背景更重要。她也很感激身边那些愿意听见她声音、鼓励她参与的人。
对比国内外小区的最大区别
姝雅小时候住在母亲单位的小区。那种单位小区给人很强的领地感、安全感和熟人社会感。小区里有很多认识的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父母单位的同事，大家有相似的背景。
这也是国内小区和纽约社区之间很大的不同。
纽约大部分住宅并不像StuyTown这样是大型集中式住社区，而是沿街分布的独栋住宅楼，由不同业主持有。居民在种族、文化、年龄、职业、性别、性格上都非常不同，很少有国内单位小区那种共同背景。
因此，纽约大部分的社区没有物理围墙形成，但能通过制度和组织形成凝聚力和归属感。比如Neighborhood Association、Tenants Association、Community Board等组织，它们构成了一种“没有围墙的小区”。这些组织跨越阶层、种族和个人经历，把关心社区事务的人聚集起来。
不过，姝雅也指出，StuyTown的租户协会其实非常特殊。并不是纽约所有社区、所有住宅楼都有如此成熟的租户组织。相对而言，经济更发达的曼哈顿或Downtown Brooklyn等地区，社区组织的成熟度往往更高。因为社区组织和民主运作本身也需要资源、时间、精力和资本支持。
既然是纳税人，那么就应该做城市的主人
最后，问题回到普通城市居民本身：我们是否有必要参与社区工作？如果要参与，又该如何参与？
姝雅认为，首先要看到不同环境下社区组织的不同功能。在中国，最接近的概念可能是居委会。国内居委会更多承担行政管理、民事调解和信息共享功能。而纽约的租户协会和社区委员会，则更多是城市决策、权益博弈和公共政策参与的平台。姝雅现在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她专业中学到的“社区赋能”，反过来用在自己身上。她不再只是一个专业者去赋能别人，而是成为社区里被赋能的人。
她建议，普通人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参与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无论是做志愿者，还是参加社区会议，关键是找到自己在意的议题，并逐渐进入公共生活。这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也是在尽一份市民责任。
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把自己天然地放在外来者的位置，觉得城市决策好像和自己无关。
但姝雅提醒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也在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建设城市。公务员的工资来自我们的税金。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也有权利参与公共事务，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发声？
如果我们交着和本地人一样的税，甚至交得更多，那么我们当然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出来“指手画脚”。
从这个角度说，参与社区工作不仅仅是为爱发电，也不仅仅是寻找生活意义。它本身就是我们的权利。姝雅说：
“我们掏钱了，我们就是金主爸爸。金主爸爸当然要理直气壮一点。”
和姝雅的这次聊天，其实不只是讨论一个人如何“融入新城市”，也更是讨论一个外地人如何通过参与社区事务，主动构建自己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姝雅的经历说明，归属感不一定来自出生地，也不一定来自熟人社会。它可以通过参与、学习、行动和公共责任被慢慢建立起来。
从租房，到做楼长；从租户协会，到社区委员会；从旁观城市，到参与城市决策，一个外地人也可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所谓社区，不一定要有围墙。它也可以是一套制度、一群人、一种持续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
对于移民和外地人来说，参与社区工作不仅是寻找归属感，也是在捍卫自己的居住权、纳税人权利和城市生活权益。
最终，城市并不只是由政府、开发商和本地人决定的。城市也属于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做贡献、关心它的人。"